近年来写碑者越来越多,书风越来越多样。此为好事,但也容易陷入误区。有一些人认为写碑就是为了区别于帖,以为在帖的风格之外,另立一种风格,便是碑了。还有人认为,写碑不需要书卷气、文人气,把字写得龇牙咧嘴、张牙舞爪,求奇尚怪,就是尚碑了。

  这些认识上的误区造成了写碑过程中的审美偏差。比如,有人写碑,不取经典,专取丑拙怪异、笔法粗疏的民间书风,于是学到了不少野路子,一味追求野逸之美,却把真正好的东西丢掉了;有人写碑,专弃书法的自然流变于不顾,故意将字写得面目狰狞,生硬做作,并以此为美;还有人写碑,专取小感觉小情调,而弃碑派书风的正大气象。这些,并非是碑之弊,而是写碑之弊。

  帖固然以流变为美,碑固然以硬朗为尚,然而无论写碑写帖,总不脱书法之本体。求流美者不宜弃硬朗,求硬朗者更不宜弃流美。

  要写好碑,除了笔法要完备以外,更要知道碑的审美风尚。那么,碑的审美风尚是什么?是轻快流变吗?是逸兴横飞吗?是逸笔草草吗?当然不是,而是正好相反。碑之所以为碑,乃在于其实用价值。广义上的碑,无论是两汉摩崖、碑刻纪铭,还是魏晋碑刻、墓志、造像,碑书总离不了其庄重肃穆的正大气象,碑的社会功用是用于对生者的纪功颂德,对死者事功的表彰,所以其书风须严肃精谨、庄重典雅,而不是恣意妄为、率性而书。

  那么,写碑何以为尚?笔者以为,当取正大之阳刚、庙堂气象为尚。正大气象者,在于字势雄强,笔画端严,体势开张,充溢着阳刚之气。论气象,当以汉碑为最,其次为北魏碑、北朝碑,再次为南朝碑,最后为隋唐碑。宋以下之碑刻,于笔法及审美而言,则多不足观。然此是取法。就写法而言,又当以清代民国为最。清人写碑,得其真髓,民国人写碑,承清人之余绪,故仍然是碑派书法大放光芒。但相较于清,民国碑书每况愈下,至今日则笔法丧失殆尽,实可为叹也。原因者何?清人写碑,乃有其扎实之馆阁楷书功底,也即清人碑书,乃以唐人楷法为底,以六朝碑为面,以秦汉为圭臬,又能化碑为帖,以帖学之风雅而融入碑法之端严凝重,以书卷气融入金石气,故能直逼六朝人风雅,而绝不似今人之面目。

  今人写碑,则多以自我为主体,一味强调风格化与主体化,然因不谙写碑之趣尚,一味张扬,随意变化,又倡导所谓的正书行草化,故致笔法不纯,气格卑弱。何以不谙写碑之趣尚?乃因今人不谙学问之故。清代民国写碑书家,深谙碑学笔法,流传有序,一丝不苟,又多金石学家,兼擅金石碑版之学,又谙审美趣味,故能笔法纯正,气息渊雅,书风流美。言及碑学笔法,今之写碑书家,多不谙笔法,或笔法粗鄙、浅陋。或谓碑学笔法今已失传,亦未尝不可。清代民国书家写碑,笔法流传渊源有自,其多传邓石如、包世臣之法,心摹手追,未可一日懈怠。今之写碑书家,多描摹其形,胡乱写去,故多野路子。因此,书法无论碑帖,野未尝不可,但需野而能逸,逸而能雅,方能得其精髓。清代民国人以学问养书,故其碑书能润,而今人下笔即燥,能臻于佳境者鲜矣。

  (作者系《中国书法报》社长助理)

编辑: 陈烨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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